他的确写了许多，结果非常满意∶举一个例子，很少有美国学生没有读过《保罗·里维尔的夜奔》的。可是他对美国的民谣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当时人们对於是否需要一种美国文学争论不休，他觉得好笑，也表示怀疑。问题不是美国和欧洲孰轻孰重，而是"我的理想的诗的世界，还是外面实在的散文世界"。我们从那段引自《卡瓦纳》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对散文也有兴趣。不过他更喜欢写诗，不管他写的是欧洲还是美国，他并不怎麽想去追求真实。他从未去过美国西部，他看不出有去西部的必要(以他的条件而论，谁也不能怪他)。当他在《伊凡吉林》中想描写密西西比河时，他只是走去看看班瓦德的密西西比河全景油画就已心满意足，那幅画那时正巧在附近展览。《海华沙之歌》的素材，取自斯库尔贞拉夫特的和别人的作品，那首诗的韵律，来自芬兰，虽然有人对那种韵律提出不利的批评，他还是固执使用。他在《我逝去的青春》中写他的童年，他对於缅因州波特兰的回忆，是由但丁的诗句引起的。"Siede la terra dove nato fui／Sulla marina"，成了"时常我想起那个美丽的镇子／那个坐落在海边的镇子"。还有那诗中的叠句∶

　　男童的意志是风的意志，

　　少年的思想是悠长、悠长的思想──

　　来自赫德译成德文的一首拉普兰歌∶

　　青年的希冀是风的希冀

　　少年的思想是悠长的思想

　　像这样改编别人的作品本来没有什麽不对，对於某些近代诗人，这是一种天赐的机缘。不过就庞德和艾略特而论，改写(甚至直接引用)是为了要取得联想的效果，而在朗费罗，则仿佛是他文学杂碎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读者并不觉得那是借来的东西、纵然如此，也还是可以闻到来自朗费罗的一种轻微的杂烩的味道。比如在《海华沙之歌》里，他笔下的印第安人显得不真实，不是因为他没有见过真正的红印第安人，而是因为他们不是出自创作的想像，而出自浪漫的想像。因此，他们往往因为"过时"而显得可笑，就像过了时的时装图样一样。模仿别人的诗文，把上边这些文人淹没了，可是它没有能够掩没像惠特曼那样的诗人∶

　　他杀了高贵的穆乔奇维斯。

　　用皮给他做了一副手套

　　做的时候把有毛的一面放在里面，

　　把里面的皮面放在外面。

　　时间对朗费罗是无情的，不是由於他绅士派文人的作风，而是因为他只能满足他那一代的需要，而不能超越这些需要。正如爱默生用他那有礼貌的锋利的笔谈到《海华沙之歌》∶"读你的作品永远给我一种最高的满足－我有安全感。我读过各种各样的巧妙的作品，不过最重要的是使我能够感到安全的作品。"

　　洛威尔也退色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已失去光彩。《写给批评家的寓言》(1848)对当时的美国文人，就曾说过一些机智而聪明的话，比如他说惠蒂埃∶

　　满腔热忱不能分辨

　　单纯的兴奋和纯洁的灵感

　　(还有批评他自己的那些话，因为按照典型的新英格兰作风，人人都是自己最好的批评者。)《比格罗诗稿》中有些部分由於内容对於人类有机警、愤怒和幽默的批评，所以现在仍能保持不败。有些文学论文写得很好──例如讨论乔叟和爱默生的文章──其中大部仍然可读。他的作品十分流畅，措辞巧妙。诗文中有的是简洁的短句，读来清新可喜──

　　[华兹华斯]是华兹华斯郡的历史学家

　　[梭罗?注视自然像个谨守岗位的警探

　　虽然它们往往经不起进一步的审查。到了晚年，他成了美国最显赫的文人，牛津大学请他去教书，他是艾德琳·斯蒂芬(後来以佛吉尼亚·伍尔夫的笔名闻名於世)的教父。

　　今天，他所以受人注意──可说特别受人注意──主要是因为他的一生可以说明美国文学的各个方面。年轻时，他热烈信仰民主，主张废奴。到了壮年，任哈佛大学的教授，也协助过《大西洋月刊》和《北美评论》的编辑工作。晚年他似乎保守起来了，成了一个绅士派的文人，他可以写信给亨利·詹姆斯，这样说道∶"我见过的最好的社会，总的说来是麻塞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他瞧不起惠特曼，对於华兹华斯"未能及早学习古典文学的优雅"深感惋惜。"正是这种优雅使兰道的无韵诗那样肃穆庄严，那样强健有力┅┅而华兹华斯从未到达这个高度。"作为一个有教养的绅士，洛威尔喜欢四海一家的感情。他对於欧洲的著名作家最为熟悉，就像他熟悉欧洲最好的旅馆和最好的地方佳肴一样，他的诗文满是文学典故。他觉得建立美国本国文学的念头非常可笑，朗费罗也有这种想法；比如说他用这样的话讽刺过美国二流诗人詹姆斯·珀西瓦尔∶

　　如果涓涓细流如阿冯河能够产生莎士比亚，雄壮的密西西比河该孕育出多麽伟大的巨人来呵！地理形势第一次发挥了它正当的作用，成为第十个富有启迪性的缪司女神。

　　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洛威尔从不怀疑他的国家能对别人有所贡献。他在内战中写的《比格罗诗稿》二集，对约翰牛说话的口气，可没有一点亲英的味道∶

　　何必夸夸其谈，约翰，

　　把荣誉说得天花乱坠，

　　你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约翰，

　　看它不值一个小钱?

　　在他的《外国人的某种谦逊》一文里，他清清楚楚说他是个美国人，虽然他引用起欧洲文学的章句来易如反掌。事实上，像若干其他绅士派文人(像他以前的库珀)一样，他不得不向本国同胞为出身教养辩护，对欧洲人为本国比较粗犷的性格辩护。年事渐长之後，他加入了霍姆斯等人的绅士派文人行列，他们相信波士顿─坎布里奇是新旧两个世界最好的东西荟萃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对於双方都没有充分领略到，因之也从未找到完美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他在《梅森和斯赖德∶一首扬基牧歌》里写道∶

　　陌生的新世界呵，它从来没有年轻过，

　　逼人的需要把青春从你那里抢去了，

　　森林里褐色的弃儿，他的小床周围，

　　有印第安人劈啪的脚步声踱来踱去┅┅

　　这几行诗是由一首较早的诗《声音的力量∶一篇有韵的讲演》改写而成，原句是∶

　　陌生的新世界呵，从来没有年轻过，

　　残暴的需要把青春从你那里抢去，

　　森林里褐色的弃儿，张著乾瘪的眼睛

　　千年百代的孤儿和继承者。┅┅

　　两节诗哪一节好?很难说。前面用方言写的那一节比较随便，逼人的比残暴的更加有力，然而用方言写总有些格格不入。印第 安人劈啪的脚步声改得并不好，整个看来，用方言写的诗听起来总有些牵强。说话的人过了一会不用方言了，文雅地提到"属於海的鬃毛"，又赶快回到方言上来。两节诗都很巧妙，但是都没有力量。另外的绅士派文人，同样也都有双重性格，只是比较不大明显而已。我们选择其中一个，历史学家普雷斯科特。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住过他在哈佛的那个房间，家用食具上都刻有盾形勋章；他的风格和英国人没有两样，可是他并非英国人──他是一个绅士派文人，看到英国的风景会使他想念"粗糙的篱笆，一个老树桩┅┅从那里可以看到大自然的头并没有经人的手用力爬梳过。我觉得我不是在自己亲爱的荒凉的美国。"

　　如果洛威尔才华较高，他说不定可以克服"婆罗门"派文人的风格给他带来的障碍。按照他的实际情形──说不定从上面所引的书里可以看到一个苗头──写诗对他来说太容易了。一节一节写下去，他那颗灵巧的心还是没有把主题说完。他那首大受赞扬的《哈佛纪念会上朗诵的颂歌》，过分典雅，措词过於巧妙，也写得太长了些。诗句非常典雅，但其中所写的痛苦与胜利，写得过於明显。洛威尔知道他这个毛病；差不多在二十年前他写信给朗费罗说，《写给批评家的寓言》完成後，一段时期内他将放弃写诗，因为他不能"慢慢地写"。

　　一般地讲，洛威尔的朋友霍姆斯也有同样的毛病，他写起诗来也毫不费力，对於语言和方言问题极有兴趣，热爱双关语和警句，并且认为自已是个绅士。此外，他也是个科学家∶他写过一篇有关产褥热的重要论文，以他这个身分，他有一点鄙视浪漫主义的想法。他最喜爱的诗人是波普、戈德史密斯和坎贝尔；他们那个时代直率文雅的作风颇使他向往。他把"神秘主义"当做谴责之词来使用。他说，"有想像力的作家追求的是效果，科学家追求的是真实。"这并不是说他不容一点想像，他认为想像应该是附属於科学的幻想。他笔下的霸主说道，"生命是靠呼吸氧气和情感来维持的。"他的作品正是这样的混合记录。他一方面偶尔写点诗为茶馀酒後或校友聚会助兴，有时说点俏皮话("整个爱的艺术可以在百科全书中'筑城"──'fortification'──项下找到")；另一方面，他很喜欢把科学发现应用到人类行为上面。因之在他的小说《艾尔西·文纳》(Elsie Vnner)、《守护天使》(The Guardian¹ Angel)和《致命的反感》(A Mortal Antipathy)里，他把轻松的地方色彩掺入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所有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对他们的行为到底应该负多少责任为艾尔西·文纳是个坏人，不过她的邪恶是由於遗传(正如霍桑的短篇故事，邪恶莫名其妙地来自进入母亲血液中的响尾蛇毒)，所以不应对她的行为负责。另外那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他们的行为同样也已前定。这样说来，我们应该为我们的行为负责吗?社会应该惩罚我们吗?这样的怀疑，加上社会是虚伪的想法，使十九世纪末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们绞尽了脑汁。然而对霍姆斯而言，社会就是波士顿，他是在这个城市里的桂冠诗人。私人之间的笑话，讲究饮食和谈吐，一点自满，甚至还有一点与生俱来的(当然也是有教养的)谑意∶这些特点在牛津与康桥也并非罕见。说不定这些都是知识份子社会的副产物。无论如何，我们好像不应该过分责备雷姆斯和他的波士顿，特别是因为他喜欢那个地方，我们常听人们说，美国作家过於喜欢模仿惠特曼，不去亲近一个比较小的地方而去亲近整个美洲大陆。然而，可惜得很，不论我们怎样为霍姆斯平反，我们也无法使他成为一个伟大作家。他的作品没有永久性。即使他的最好的诗《副主祭的杰作；或奇妙的"单马车"》('The Deacon's Masterpiece; or, The Wonderful "One-Hoss Shay")，也不过以轻松活泼取胜；至於他的成名之作《洞穴里的鹦鹉螺》('The Chambered Nautilus')，和朗费罗的《生命颂》一样，也无非是劝善规过，音韵和谐，一篇平淡之作而已。霍姆斯的那些小说都不够精炼；它们显示了一颗追根问底的心，在向四方探索。《早餐桌上》那一系列的书有同样缺点，读了几章，我们难免感到不耐烦，纳闷这些书为什麽写得不如皮科克或《特里斯特拉姆·香迪》好。它们似乎和马洛克的《新共和国》水平不相上下，可是你又得不到猜想书中人物代表什麽人的乐趣。在《早餐桌上》那一系列的书里，书中人物是霍姆斯本人和与他争论的朋友，他百无一失会把他们打倒在地，就像问答游戏中的专家一样。

　　朗费罗、洛威尔、霍姆斯三个，都不失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伟人，後来却大为退色了。他们的作品没有分量。要找有分量的作品，我们得转向普雷斯科特、莫持利与帕支曼等绅土派的历史学家。他们家道富裕，无须勤苦工作，可是他们好像抵抗不住新英格兰迫人勤劳的气氛。(据说波士顿有一位女主人接待过一个英国来客，访者说美国没有有闲阶级，那个女主人回答，"有是有的，只是我们把他们叫做流浪汉罢了。")新英格兰的气氛，也可能还把他们引向研究历史。莫特利本来很想写小说，试了两次不成功，改写文学批评也不怎样出色，他才断定历史(它需要的是"工兵和矿工")比写小说(那是"枪骑兵"的工作)更适合他的才能。帕克 曼也尝试过小说写作(《家臣莫顿》1856年)，那种硬邻邦的自传效果，显然证明他不是写小说的材料。不管新英格兰缺少什麽，结果使文艺创作窒息，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缺少的东西正好鼓励了学者和批评家。就整个美国文学说，几乎最动人的东西都不能说是"创作性的"文字。而游记、政论、传记、回忆录、历史等在美国却都有过杰出的作品。

　　上述三位历史学家都生逢其时。新大陆正需要史家。斯帕克斯和班克罗夫特等历史学者，歌颂的是美国民主的发展。可是作为绅士派文人，普雷斯科特、莫特利和帕克曼三个人却并不想写美国的政治史，那样做会使他们看起来很像为政党雇用的文人。在他们四处寻找题材的时候，前两位倾向于西班牙史，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由欧文和蒂克纳的帮助引起了普遍的兴趣。蒂克纳曾指导过普雷斯科特早期的研究，欧文还把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这个题材转让给他；普雷斯科特自己虽已著手研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也帮助过莫特利搜集材料写《荷兰共和国的兴起》，等於让人把"我的题目中的精华"撇了去。帕克曼另有选择。他在大学读书时，就特别喜爱户外生活，他打定主意要写法国人在加拿大的早期活动。後来随著兴趣的发展，他说∶我把计划扩大到包括法国和英国在美洲发生冲突的整个历程，换句话说，我要写美洲森林史，因为这就是我对於英法冲突的看法。我的题材把我迷住了，日夜都有荒野的景象萦绕脑际。

　　三位史家就这样选择了自己的题材，不倦地工作起来。在三个人的心目中，历史是文学的一个部门。真正吸引他们的，是题材中的戏剧成分──西班牙在十六世纪的向外扩张，民主主义和暴君政治在荷兰的冲突，"美洲森林史"等。事实上他们三人都用戏剧来描写他们的目标。虽然他们力求翔实并勤於搜集资料，在布局的安排上，还是以讲故事为主，希望读起来像司各特的小说那样有趣。其中有几章写的是社会史，但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把他们的叙述和某些显赫人物如科尔特斯、沈默的威廉、庞提亚克联系起来。普雷斯科特在他最好的著作《征服墨西哥史》序文里，讨论到他把戏剧性从墨西哥的陷落延长到科尔特斯的死亡，是否犯了"过早收场"的毛病；他相信他保持了"兴趣的统一"。

　　三个人使学识和戏剧性趣味发生联系，在这一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当然，我们可以提出某些保留意见。作为新教教徒，三个人对於处理天主教会方面，态度上容易不大温和──帕克曼比较好点。普雷斯科特虽然在日记里写"讨厌的谐音"，可是他写文章的风格还是有点油腔滑调，胸部气得肿胀，对於人物有时大量采取对比手法，如把"文雅的国家"拿来和"野蛮的国家"对比。讲到莫特利，他把他的坏人写得过於无赖，把他的英雄写得过於英勇，看了使人厌倦。他和普雷斯科特(他比较好些)在处理资料来源时有时有点潦草。帕克曼间或在文章里流露了高傲的态度。不过这些缺点，比起他们笔下动人的故事和他们叙述的技术来，就微不足道了。

　　帕克曼是三人之中最了不起的。他最初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是《草原千里》，这本书现在仍以这个名字而知名，里面写的是他刚从哈佛毕业，和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住在一起的经历，他在一八四六年去访问他们的时候，那些印第安人还很强大，虽然他们已经与白种猎人和移民篷车有了接触。他还不知不觉地泄露了自己的性格。他显示他自己是个充满自信、不怕吃苦(几乎是自讨吃苦)的人，有一点瞧不起印第安人，更瞧不起他在途中遇到的那些赶著运货马车走向西部的粗野白人。那些高贵的野人在他看来至少有一半是神秘的，但并没有因为神秘而失去我们对他们的兴趣。我们可以称之为君子的品质引起了帕克曼的钦佩；他宁愿荒野上住著有教养的人。可是这些人必须坚强∶他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大丈夫气慨。

　　在帕克曼的主要历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些偏爱，虽然不太明显。他的这类著作，如按年代排列，应从《法国在新世界的拓荒者》(Pioneers of France in the New World)到《蒙卡目与沃尔夫》(Montcalm and Wolfe)。《庞提亚克谋反始末》并非正式属於这一系列的巨著。他尊重真实并不下於大丈夫气概，放心他批评朗费罗把阿卡迪亚人(在《伊凡吉林》里)和印第安人(在《海华沙之歌》里)写得过於多愁善感，他讥诮库珀故事的布局过於牵强。他在自己的著作里竭力避免这些缺点。一方面他熟悉自己的写作背景──他认为这是史家必须写本国历史的一个原因── 一方面他又到公文档案中去寻根问据，因之他的叙述是建立在稳固的事实基础上的。晚近学者发现他偶然有错，或者不无歪曲，尽管如此，帕克曼仍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对於历史的解释不像莫特利那样牵强。作为一个新教教徒，他相信英国殖民地远较天主教加拿大殖民地开明，因之也是远为成功的社会。但由於他对拉萨尔、法朗提那克、蒙卡目等主要人物的勇气极为倾慕，便将上面那种信念抵销了。实际上使他陶醉的，正是这些人在事业上的哀怨，而这些东西也使他的著作有了感染力。他的著作中有一种隐藏的自传成分，说不定所有生动的历史著作也都是这样的。帕克曼笔下的人物都很寂寞，他们在荒原上奠定了他们的事业，而广阔无际的天地既使他们的成就显得渺小，也显得崇高。像拉萨那样的人物并不受人欢迎，他们的部下就不服从他们的领导。他们的结局往往是受辱，被人出卖，或是死亡。美洲对塑造美洲历史的贵族一概加以扬弃，这是帕克曼的《法国英国与北美洲》的一个隐蔽的主题，可是他对这个主题出以冷静的态度，处理得极其谨慎。他的文章滔滔不绝，稳健有力，紧密细致。在我们斥责绅士派文人华丽纤弱以前，必须对帕克曼情感的改变加以考虑，他曾把他梦想中的荒野和科立奥雷那式的英雄末路感写成了一系列记述性的辉煌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