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派(Agrarians) 　　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 　　黑山派诗歌(BIack Mountain Poems) 　　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 　　黑色幽默(Black humor) 　　重农派(Agrarians) 　　美国现代南方作家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文化团体，又称“逃亡者派”。1915年，一些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镇范德比尔特大学有关的文化人常常聚会讨论文学及哲学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会曾一度中断，1919年重又恢复。范德比尔特大学教师、诗人约翰·克罗·兰塞姆成为这一活动的实际领导者，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如诗人罗伯特·潘·华伦、阿伦·泰特、唐纳德·戴维森以及小说家安德鲁·纳尔逊·莱特尔、诗人莫里尔·莫尔等。1922至1925年，他们出版了有影响的小型文艺杂志《逃亡者》，它所发表的重要的文章后来收组成为《逃亡者文选》(1928)。“逃亡者派”一词即由此而来。 　　“逃亡者”们提倡维护南方传统的文学地方主义，成为“南方文艺复兴”的一文中坚力量。1930年，以“逃亡者派”为主体的12个南方作家，其中有兰塞姆、华伦、泰特以及诗人约翰·弗莱彻、剧作家斯塔克·扬格等人，撰写的专题论文集《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出版。这部被看作“重农派”宣言的著作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这些文章的主旨都是以南方农业社会为尺度来评价、批判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此后，阿伦·泰特等人编辑出版了“重农派”的第二部论文集《谁占有美国?》(1936)。 　　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重农思想对南方知识分子影响极大。这种思想不仅贯穿在兰塞姆、戴维森、泰特、华伦等人的作品中，在威廉·福克纳、卡罗琳·戈登、莱特尔以至尤多拉·韦尔蒂等人的小说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一时形成了一股很有声势的文化潮流，以致有“重农运动”之称。1935年，华伦与克林斯·布鲁克斯共同创办了《南方评论》，1939年兰塞姆创办了《肯庸评论》，这些杂志便成为“重农派”作家重要的活动阵地。美国现代重要的文艺批评流派“新批评派”就是围绕着这些刊物形成的。“新批评派”中的不少成员也都是“重农派”的核心人物。 　　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共同纲领的团体。这个名词源出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她有一次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一句题辞，于是“迷悯的一代”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共同点是厌恶帝国主义战争，却又找不到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在美国政府“拯救世界民主”口号的蛊惑下，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他们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所谓“民主”、“光荣”、“牺牲”都是骗人的东西。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苦难，了解到普通兵士中间的反战情绪。这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些思想感情。例如，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爱·肯明斯的《巨大的房间》、威廉·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和《萨托里斯》。厄内斯特。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到欧洲打过仗，负过重伤。海明威当时对待战争的态度，象其他反战作家一样，只限于厌恶、逃避与诅咒。他对战后的和平生活也不抱希望，所以在作品中迷惘、悲观的情绪较为浓厚。“迷惘的一代”不仅指参加过欧洲大战的作家，也包括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对前途感到迷悯和迟疑的20年代作家，例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托·斯·艾略特和托·马斯·沃尔夫等。“迷悯的一代”主要繁荣在20年代；30年代以后，他们的创作倾向，包括海明威在内，都有了变化。 　　黑山派诗歌(BIack Mountain Poems) 　　美国当代的一个诗歌流派。20世纪50年代初，在马萨诸塞州黑山学院任教的查·奥尔逊、罗·邓肯、罗·克里利等人创办《黑山评论》杂志，提倡与40年代流行的传统格律体相反的“放射体”诗歌，逐步形成一个流派。奥尔逊的《放射体诗歌》(1950)一文阐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奥尔逊认为诗是把诗人的“能”传递给读者的东西，因此诗是“能的结构”和“能的放射”；要以顺应呼吸的“音乐片语”代替传统诗律中的节拍；形式只是内容的延伸；一个意念必须直接导向另一个意念，提倡快速写作。黑山派诗人还倡导诗歌朗诵。他们强调诗歌的自发性和口语化，采用美国口语和埋语，反对艾略特等人精雕细刻、广征博引的学院派诗风。50年代后期他们与垮掉派诗人合流，引起较大的反响。 　　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人根据英文“Beats”和“Beatniks”(“垮掉青年”的俗称)译成“避世青年”或“疲塌派”，也有人取其诗歌的部分特征，称为“节拍运动”或“敲打诗派”。“垮掉青年”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反动政治高压，便以“脱俗”方式来表示抗议。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50年代初，他们的反叛情绪表现为一股“地下文学”潮流，向保守文化的统治发动冲击。多数垮掉派文人来自东部。著名的有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 巴罗斯、格雷戈里。柯尔索、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塞缪尔·克雷姆和加里·斯奈德等。1950年，凯鲁亚克与巴罗斯合写侦探故事未成，却各自完成了一部垮掉派小说《小镇与城市》(1951)和《吸毒者》(1953)。霍尔姆斯从中受到启发，在小说《走吧》(1952)中更明确地反映纽约“垮掉青年”的生活感受，又在《纽约时报》上鼓吹垮掉派文学，但这种尝试受到东部学院派势力的压抑，他们就往西部寻求同道和发展基地。当时洛杉矶近郊的西威尼斯有个以劳伦斯·李普顿为首的垮掉派组织，他于1955年发表小说《神圣的野蛮人》。在旧金山，以劳伦斯·弗林盖梯的“城市之光”书店为中心，聚合了一群立志从事“文艺复兴”的反学院派诗人，他们的首领即是后来成为“垮掉的一代”理论家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 　　1955年夏天，“垮掉文人”和反学院派诗人(包括旧金山诗人和黑山派诗人)在旧金山联合举办诗歌朗诵会，自此之后垮掉派文学作品开始流行。金斯堡在会上朗读了他那首被誉为“50年代《荒原》”的长诗《嚎叫》。这首诗以怨气冲天的哀号表达“我这一代精英”的痛苦与自暴自弃，斥责“莫洛克”神统治下的军事化、商业化的社会。1956年，他的诗集出版，轰动全国。1957年，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出版，它描写垮掉分子在各地流浪的生活，使大批精神苦闷的青年为之神往，奉为“生活教科书”。这两部作品出版后，《常青评论》、《黑山评论》等杂志连续出版专号，加以推荐。诺曼·梅勒的被称为美国存在主义宣言的《白种黑人》(1957)，以及1960年他在波士顿审讯中为巴罗斯小说所做的辩护，则从理论上论证了“垮掉文学”的意义。商业化宣传使得美国青年纷纷接受“垮掉”生活方式，从爵士乐、摇摆舞、吸大麻、性放纵直至参掸念佛和“背包革命”(指漫游旅行)，一时成为风气。 　　“垮掉派”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问题。霍尔姆斯和梅勒借用欧洲存在主义观念，宣扬通过满足感官欲望来把握自我。斯奈德和雷克思罗斯则吸收佛教禅宗的学说，以虚无主义对抗生存危机。在政治上，他们标榜自己是“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在艺术上，据雷克思罗斯在《离异：垮掉的一代的艺术》(1957)中宣称，他们“以全盘否定高雅文化为特点”。凯鲁亚克发明的“自发式散文”写作法和查尔斯·奥尔逊的“放射诗”论，在“垮掉文人”中被广泛奉行。 　　由上述艺术观点支配的“垮掉文学”运动，虽然昙花一现，而且掺杂大量不健康的因素，仍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大量“垮掉诗”因具有大众化和反象征主义倾向，长期在青年中流传。在小说方面，凯鲁亚克的一组用自发表现法写成的“路上小说”，除了《在路上》之外，还有《地下人》(1958)、《达摩流浪汉》(1958)、《特莉斯苔萨》(1959)、《孤独天使》(1959)等。它们的一个特点是继承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思历险记》所开创的美国文学中写流浪生活的传统，形成了一种为当代其他小说家所仿效的模式，主人公为逃脱污浊的环境而四出漫游，寻找自由和归宿。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主人公毫不隐讳地大谈自己的境遇和感受，作自我剖析，这种“个人新闻体”手法在印年代得到较大的发展。 　　巴罗斯对暴行、堕落、吸毒和犯罪等的描写在“垮掉”作家中首屈一指。他同时又在语言和小说的形式上进行大胆实验，用“剪裁法”拼凑和改变小说的结构。他的代表作《裸露的午餐》(1959)，由于反映了“真正地狱般的”地下生活，引起了一场诉讼和谐争。以后的作品如《诺瓦快车》(1964)、《柔软机器》(1966)和《爆炸的火车票》(1967)，也采用了真实与梦属相混合的手法，全面、冷酷地表现 作者厌恶社会的冷酷的幽默感，后来有人因此把巴罗斯列入“黑色幽默”小说家行列。 　　黑色幽默(Black humor) 　　20世纪60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1965年3月，弗里德曼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12个作家的作品，题名为《黑色幽默》，“黑色幽默”一词即由此而来。它是60年代美国小说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进入70年代后，“黑色幽默”的声势大减，但不时仍有新作出现，它在美国文学中至今仍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它的主要作家有约瑟夫·海勒、克特·小伏尼格、托马斯·平钦、约翰·巴斯、詹姆斯·珀迪、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唐纳德·巴赛尔姆等。 　　“黑色幽默”的小说家突出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现环境和个人(即“自我”)之间的互不协调，并把这种互不协调的现象加以放大，扭曲，变成畸形，使它们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令人感到沉重和苦闷。因此，有一些评论家把“黑色幽默”称为“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黑色幽默”作家往往塑造一些乖僻的“反英雄”人物，借他们的可笑的言行影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在描写手法方面，“黑色幽默”作家也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缺乏逻辑联系，常常把叙述现实生活与幻想和回忆混合起来，把严肃的哲理和插科打诨混成一团。例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平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小伏尼格的《第一流的早餐》。有些“黑色幽默”小说则嘲笑人类的精神危机，如巴斯的《烟草经纪人》和珀迪的《凯柏特·赖特开始了》。 　　“黑色幽默”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60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可笑的事物和“喜剧性”的矛盾不是作家们凭主观意志所能创造的，它们是那种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作家虽然也抨击了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一切权威，但是他们强调社会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因而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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