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告诉你，“物”字在秦始皇时代念*miuet，而那时拉丁语的同义词汇“material”的词干部分是“mat”，你一定会惊讶汉语和拉丁语之间的语音语义之酷似吧！如果有人告诉你，“鬼”字在秦始皇时代念*kiuer，而在包括英语直至印度语在内的印欧语系中与“鬼”字相同意义的古词根（印欧语古词根）是*gheis （即现代英语ghoast的远古构拟形式），你也会惊讶远古的汉语和远古的印欧语系的词汇之间的面目之相似吧！如果有人告诉你，“神”字在秦始皇时代念 *dien，而英语的divine （神的）的印欧语古词根为*deiw （意义为“闪光、神”），你更会惊叹汉语*dien和印欧语古词根*deiw在语音形式上的基本一致吧！-同时你或许还会想： 印欧语古词根*deiw表示“闪光”和“神”两种意义，那么汉语中“闪”和“神”是否也相似呢？ 查找秦始皇时代的“闪”字的读音是*tiam，和“神”字的*dien也是相当地近似！ 原来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古代宗教的“神”在古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天空中的“闪光”，是光明之源。可见关于神和闪光，不仅亚洲和欧洲在概念上一致，而且发音上也如出一辙！- - -如果仅仅只有几个这样的惊讶，或许你会认为这是纯出于偶然而已。如果有几十个这样的惊讶，你可能还是认为“纯出于偶然而已”。但如果告诉你，对英语词汇查考了其来源甚至其最终极的印欧语古词根并和汉语上古时代（先秦时代）的语音、意义相对照后，这样的惊讶有几百个甚至近千个时，你也许会和本书作者一样，在脑际中勾勒出一幅图画： 原来印欧语系和汉语就如同两棵并立的大树，地面上并无牵连，而在根部却是相互盘根错节在一起！]
　　笔者在该书的导言中还说：
　　[关于人类的原始语言，在《圣经》的《创始纪》中有这样一段“巴别塔”的记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 - - - -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 - - - -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 ‘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这事来了- - - - -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发音和”玉皇“相近）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有关语言的“巴别塔”故事是《圣经》中十分著名的一段记述。但在《旧约》成书的时代，人类学尚未兴起，关于整个人类起源于同一群人（或类人猿）的史实，《圣经》是用形象化了的方式将传说记述了下来。当今人类学的研究已有了飞跃的进步。从人类遗传基因的线粒体研究中已知，人类只有几位共同的母亲。人类的共同祖先源于非洲基本上也已成了共识。既然有共同的祖先，那么起初就会“都是一样的言语”，后来在漫长而又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演化，共同特征消失殆尽而成为面目全非的不同语系。但是，即使如此，共同根源的事物间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足以证明其为同根。就英语和汉语而言，充分运用汉语音韵学以及印欧语古词根学的学术成果，撩开形形色色的语音变化的面纱后，不少汉英古词源在语音和意义上都展现出相当的近似性！在一个又一个惊叹之余，我们都会产生一个共识： 汉语和印欧语系这两大语言板块之间的鸿沟并不那么辽阔深邃，他们的根部显示出许多盘根错节的同根迹象。在那遥远而又遥远的时代，汉语言和印欧语言并未被喜马拉雅山脉所隔开- - - .]
　　运用汉语语言学界的音韵学成果，将其同印欧语系的古词源进行对比研究，揭示出两者在史前所存在的音义两方面的相似性。让每一位学习英语或研究汉语的中国人，并让每一位学习汉语或研究英语的印欧人士了解一个新观点： 在世界语言的生成和发展中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着虽然很遥远但仍留有痕迹的渊源关系。
　　请看该书中的实例：
　　实例（1）
　　冠→［上古音］*kuan［简化］→ ｛kan｝
　　crown→ ［IE］*kern［简化］→ ｛ken｝
　　hat→［IE］*kadh［dh-n音转］→ ｛kan｝
　　说明： ［IE］*kern原意义为“转、扳（turn， bend）”。在拉丁语阶段的crown 为“coronam”，意义为“花环，头环（wreath， crown）”，即弯成圈并戴在头的环称为“crown（冠）”。汉语“冠”字同意义为“成圈形”的“圈、环”等字在音义上都呈近源关系。另外［IE］ *kadh意义为“盖（cover）”即“戴”的意思。因此，“冠”字的含义从形状上看接近“crown”，从“戴”的意义上来看接近“hat”。
　　实例（2）
　　焚→［上古音］* biuen ［简化］→ ｛ben｝
　　燔→［上古音］*biuan ［简化］→ ｛ban｝
　　burn→日耳曼古词根*brennan［词根化］bren ［br-b音转］→ ｛ben｝
　　说明： 日耳曼古词根*brennan意义为“焚烧 （burn）”，同汉语“焚”字及“燔”字音义相当一致。
　　实例（3）
　　犬quan→［上古音］*kuen→ ｛kuen｝
　　canine→拉丁语 canis［词根化］can→ ｛kan｝
　　hound→ ［IE］*kwon→ ｛kwon｝
　　说明：［IE］*kwon及拉丁语canis意义皆为“狗（dog）”。特别是印欧语古词根*kwon同汉语“犬”字的上古音几乎相似得如同挛生（*kuen= *kwon）。英语canine意义为“犬齿”。（参考∶汉语“狗”原指“宠物小犬”，后延伸为犬的泛称。英语dog一词也由“猎狗”延伸为犬的泛称。）
　　注释： 上述实例中汉语和英语的对照分析式中使用了多种符号（→号念“上推”，*号念“构拟”，｛｝号念“最大公约数”），这里提供读者一种阅读时的简便的读法，供参考。
　　例∶焚→［上古音］* biuen ［简化］→ ｛ben｝
　　读法∶ 汉语“焚”字 上推到 上古音 是构拟的 biuen音， 进行简化后 成为 语音最大公约数“ben”。
　　例∶ burn→日耳曼古词根*brennan［词根化］bren ［br-b音转］→｛ben｝
　　读法∶英语burn 上推到 日耳曼古词根 是构拟的 brennan， 进行词根化 便成 “bren”，再进行br到b的音转后 成为 语音最大公约数“ben”。
　　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丰田的“皇冠（Crown）”车开始进入中国时，偶然发现[冠]与[Crown]语音酷似，以后又在课堂中收集了[割]与[cut]，[簿]与[book]，[绑]与[bind]等许多英汉酷似的实例。80年代初，作者在中文系攻读汉语语言学研究生时，研读了汉语音韵，以后多年来断断续续琢磨该课题。《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一书荟集了笔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足见作者磨砺之功。
　　中学的时候就发现许多英语单词和汉语很象，比如tree，和赣西南土话读音qu非常接近，book和“簿”，link和“连”，two和“对”等等，但是那时候不敢想象两者之间真有同源关系。后来发现汉语和周边语言没有同源关系之后，就对汉语的来历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看了吐火罗语属于北日尔曼语支接近的有关文章之后，终于确信英汉之间存在关联。
　　中西欧过去森林茂密，不适合人类开发，早期零星分布的土著必然在大规模开发的时候被外来文化所同化，这和中国南方有点类似。西欧被大规模开发是铁器时代的事情即世纪元年以后。相对而言，英伦三岛被开发得比较早，走海路比穿越森林容易，罗马时代就成了殖民地，那时候土著居民是凯尔特人，但是凯尔特人也是公元前数百年从欧洲大陆迁过去的，最原始的土著语言现在还没搞清楚。现代英语大约是5世纪左右进入不列颠的，那时候正好是铁器普及的时代，也是中国大规模开发东南的时期。留在欧陆的日耳曼在中世纪时期从东往西发生过一次重要音变，也许受斯拉夫语干扰所致，英语没有经历这次音变，也就是说英语比欧陆的日耳曼语更接近古代日耳曼语。古日耳曼语的老家在中西欧以东，可能在现在斯拉夫语草原地区。斯拉夫语和印度伊朗语关系比较密切，它的老家也许在南方绿洲、高原，现在突厥语地区。突厥语的老家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带，它和北美印第安语有联系。这幅经过校正的古代语言地图，经过分布在阿富汗到新疆这一狭长地带，公元 5世纪仍然活跃的吐火罗语作为中介，汉语和日耳曼语的关系就连接起来了。
　　我猜想中国大陆黄河流域及其北方，早期应该属于阿尔泰语族，西藏、新疆、蒙古、黄河流域、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连成一片，红山文化就是这个语族的代表，它的文化标志物是玉石、蒙古马、剥头皮和狗。沿海属于南岛语系，北部可能抵达胶东、辽东半岛，南岛语族是一个横跨印度和太平洋两个海洋的语族，台湾和硫球的土著语言都属于南岛语系，他们的航海能力非常强。南岛语系痕迹最多的闽语族仍然是沿海分布，和东南亚交往最密切，可能和他们早期的亲缘关系有关。它可能沿长江分布到长江中游，即两湖地区，成为湘语的底层。它的文化特征是黑陶、水稻和航海。南方远离大海大河的地区的早期居民都属于侗台语族无疑，侗台语族生活在森林密集区，在铁器普及以前开发困难，只能刀耕根火种，人口密度很低，所以土著语言在携带铁器南下的汉语殖民者面前没有抵抗能力。在汉语不断南进的同时，他们也不断侵蚀南亚语系（高棉、孟）的地盘――印度支那，即泰缅老挝。
　　夏人可能是吐活罗（Tocharo），其粤客赣语读音近似大夏佬，汉朝时的大夏在阿富汗东部，河南东北部现在还有个夏邑，两地之间数千公里、从古到今分布着大量以包含夏字的国名、地名。再结合夏人西来的古代传说，说明这个猜想不是无稽之谈。它的文化标志物是彩陶。它从新疆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陕甘晋豫地区，把藏语和阿尔泰语族隔断，改造了这些地区的阿尔泰语族，形成早期华夏文明，在华北这块土地上曾经多次和阿尔泰语族发生拉锯战，但始终占据优势地位，最后形成现在的北方官话。华夏文明东进时和南岛语系接触，南进与侗台语族接触。早期人类同纬度迁徙比南北迁徙要快得多，所以汉语中南岛成分可能比侗台要多。侗台语族成分在粤客赣三种方言要多些。粤语形成于秦始皇开灵渠之后，经湘江和珠江，早期汉语传播到珠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平原较多，汉化后人口密度较高，在汉朝以后具有较强的抗同化能力。所以当代粤语既结合了较多侗台语特征，又保留了许多早期汉语特征。赣语底层既有南岛也有侗台成分，直到南北朝为止，它和湘吴闽应该是连成一片的。在开小梅关之后的唐宋时期，赣江成为南北交通要道，本地人口密度又相对周边地区为低，受北方官话冲击发生过一次音变，把吴闽和湘方言隔开。客语大约形成于宋元时期，这是东南地区侗台语族汉化的高峰期，它的标志是撮口呼缺失。明清以后侗台语族汉化多讲西南官话了，比如云贵桂，这些地区的官话和客语的共同点是撮口呼缺失。乾隆以后北京方言才取得正统官话地位，此后汉化的新疆、东北等地区方言近似北京方言。湘吴两方言地区人口密度高，抗同化能力强，和汉语中心区距离又近，交往多，所以演变过程是渐进的。闽方言区没有参与汉语成型的最关键时期――两汉，但是它在铁器普及以前和北方联系又相对珠江流域为多，所以它既保留了大量南岛特征，又和先秦汉语有许多共同点。但是现在闽语区的语音变化受北方话影响比珠江流域要大得多，人们常常很流利地一句方言一句官话，这是闽琼台地区的共同特征，其他方言要这么表达非常别扭，是说明闽语和北方话的音调句法比较接近，还是说明差距很大，就像香港人粤英交错一样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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